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丁晓强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蕴，包含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执政的宝贵经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4年、党的十八大以来7年这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不懈探索创造、完善和发展的结果。深入探析“中国之治”的历史之维，对于把握“中国之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遵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根据俄国处于高度专制的沙皇统治的基本国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严密地组织起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先进部队”。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农民为主体，极度缺乏组织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专制压迫下，很难进行有效的变革和革命。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高度统一的坚强领导，动员组织广大工人农民，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进行了重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路线”，并且作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民主集中制的内在灵魂。民主集中制在群众路线中构成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党内共识来源于民主，形成于集中。广泛的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高质量的集中能更好地指导民主。

　　党把民主集中制全面推进到政权建设之中。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制度，到了延安时期，又创立了共产党员、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都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政权构成形式。1937年，******东在和英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和军队、政权建设，领导中国革命，既保证了党的坚强领导，又充分动员、组织群众，激发了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

　　1940年，******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1948年9月，******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国家制度的建设，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

　　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民主集中制与在充分民主基础上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原则相吻合，而与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三权分立制度相区别。代议制民主所倡导的三权分立，以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制约为机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民主选举的“资本化”，民主运行中又往往因党派之争而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碍于国家的有效治理。

　　民主集中制不是从抽象的民主价值出发，而是紧密地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实践，在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中促进人的解放。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所要达到的目标，******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有过描述：“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随后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纠正了“左”倾错误，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新起点。1980年，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重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于加强和改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实践中，针对现实存在的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够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中，邓小平强调“要有一个核心”等重要思想。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开放，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体制改革，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中心，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也次第展开。

　　在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中推进人民民主。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上，1982年宪法规定在县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直选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在基本政治制度上，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且，党的十四大提出重视发挥农村村委会、城市居委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基层民主作用，由此逐步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又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还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等。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加强法制的要求，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提出了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经过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制度的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中央进一步健全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成立了多个决策议事机构，加强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向党中央的请求报告制度，规定了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党的十九大后，在对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中，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党的领导体系制度。

　　坚持和完善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制度机制。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健全国家监察制度；着力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使党得到了革命性的锻造，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坚持和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明确提出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各级人大新设置了社会建设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大力推动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广泛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有力地保障了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完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事等方面的制度上，也都取得历史性的进展。党的十九大后，进一步加快了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具有开创性、里程碑的意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是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形成的，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深化的结果。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主线，民主集中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灵魂。全会通过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结合的伟大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体现了显著的优越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既日益充分地推进了人民民主，又有效地实现了集中的效能，并在法治基础上稳步地进行完善和发展，有效地避免了其他国家出现的资本操控、利益集团纷争、民粹主义高涨、治理效能低下、改革动力匮乏等困境。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人类制度文明史的伟大创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和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关于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和探索，明确揭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明确阐述了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作出了新的工作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理论成就，表明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的认识境界。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遵循四中全会的工作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