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和《大公报》的第一次联系，发生在二○○三年夏天。当时，人在上海的我，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了《大公报》长三角的某个记者站。“曾经年少爱追梦”，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生，对《大公报》的了解来自于“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特别是它的副刊在抗战时期赫赫有名，成为无数学人研究的课题。大学时代，常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大公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这让怀揣报人之梦的自己屡屡心动不已。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了记者站的电话。电话那边的负责人极诚恳，一上来就再三致歉：“前阵子出差，刚刚回来看到你的简历，所以回复得迟了，你等急了吧？”温和的话语，让我现在想起仍倍觉亲切。百年大报的风范，从一个小小的窗口可见一斑：多少简历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况且，当时《大公报》的这个记者站并没有任何公开招聘的讯息，是我自己循着******冒昧地邮寄简历、寻觅工作机会，人家本可以不理的。

　　那是我与《大公报》的第一次相遇。虽然没有能够成为它的员工，但总归是生命里的一次相遇、一个缘分。二○一五年，我移居香港，《大公报》成了我每日必读的报纸。后来，我开始为这份心仪的报纸撰写稿件。起初，发表一些时事评论；后来，有幸在“小公园”开了专栏。一晃，“负暄集”走过四载，记录着我与这座城市同行的脚步、呼吸与心跳。在与《大公报》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联络中，我愈发感受到：不论是记者还是编辑，不论是编务还是发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亲民”的基本素养，透着正直和正气，带着善解人意的温度。